从汉服的发展转变，看儒家文化的影响

汉服，全称是“汉民族传统服饰”，又称汉衣冠、汉装、华服。

现如今，伴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和文化自信的增强，汉服俨然成为人们的新宠，大有文化复兴之势。汉服是我国传统文化的象征，儒家文化又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是几乎整个封建社会的文化主流和思想正统，因此，在汉服的发展过程中，随处可见儒家文化的影响，汉服有“儒心”。

汉服的发展

汉服的形制特点并不是一成不变的，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时代特点。传说黄帝“垂衣裳而天下治”，上衣下裳，束发右衽自此成为华夏汉服的传统。

“伯余之初作衣也，緂麻索缕，手经指挂，其成犹网罗。”上古时代，人与人的区别不大，然而此时部落的巫师和首领会为彰显地位，穿戴与常人不同的服饰，他们的服装通常宽博拖沓，配饰成组，精美繁复。

夏商周时期，上衣下裳制及冠服制度、服章制度逐渐形成。从出土的石像看，商代贵族的衣服为上衣下裳，男子上身交领右衽、衣长及臀、袖长及腕、袖口窄小，下身穿带褶短裙，腰间束有宽带、垂蔽膝，胫扎裹腿，脚穿翘尖鞋；女子上穿长及脚踝的交领长袖大衣，腰间有束带蔽膝，脚着履。周代的服饰制度在周礼中记载得相当详尽，此时可说是“前儒家时代”，为汉服的发展和儒家理念的形成奠定了基础。

三代时期，汉服的上衣下裳、束发右衽的基本形制已经确定下来，贵族着服饰华美的长衣，上衣正色，下裳间色，根据等级差别而有不同纹饰，平民着短衣，便于劳作。

春秋战国时期，由于手工业的发展，汉服的花样也更多，此时人们改穿上下一体的袍服，即“衣裳相连，被体深邃”的深衣，有直裾、曲裾、宽袖、小袖等区别，贵族男女更可以佩剑、佩玉、带钩等等。深衣“可以为文，可以为武，可以摈相，可以治军旅”，因此应用十分广泛，重要程度仅次于礼服。

到秦代，在服制上，秦朝男女服装都为交领、右衽，且衣袖窄小。兵士身穿长衣，衣长至膝盖，左右两襟对称直裾，皆可掩至背侧，两衣襟下角如燕尾，保持着深衣形制。衣外着甲，下着裤，足穿麻履或革履，头上梳髻。

汉代，出现的短褐布衣，多半是平民百姓穿着。贵族戴冠，平民着巾帻。《史记》摹汉王痴态，“沛公方踞床，使两女子洗足”，不仅对贤士不恭敬而且姿势颇为不雅，原因就在于他的裤子。汉代，裤子分两种，有裆裤为“裈”，无裆裤称“绔”，有家境贫寒者甚至穿不起裤子，只在外套一件袍服遮羞。

然而这是汉中期以后的变化，汉初无论男女都穿的是“开裆裤”，下裳之内穿裤，踞床则无所遮拦。除此之外，劳动人民的汉服倒也无多少变化。女子服饰则是多穿深衣、襦裙，着蔽膝。

汉代上层人士中又流行一种禅衣，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薄如蝉翼的素纱禅衣即是，这是汉代贵族的常服，一种单层长衣。古人服装原本是上衣下裳，后为方便起见，衣与裳相缝接而成为深衣。再后来则衣与裳上下相通，不再裁断，这就是禅衣，又称“通裁”。

因此，到新朝，史书称赞王莽夫人节俭，“布蔽膝”，并非说她不顾身份穿了超短裙，而是使用布的蔽膝，没有使用绫罗绸缎制成罢了。《唐书》曰：肃宗性俭约，衣服无绮绣。尝出衣袖示韩择木曰："朕已三浣矣。"——穿洗了三次的衣服足够皇帝向臣子炫耀节俭！由此可见，贵族的汉服与平民的汉服实在相差甚远。

魏晋服制承袭秦汉，褒衣博带。男子上着衫、袍襦，下穿裤裙，女子着衫、袄、襦、裙、裤等，多为对襟交领，上俭下丰。所谓衫，又是一种变化，这是一种宽博的长衣，袖口宽敞、衣身宽松，与袖端收敛的袍不同，穿起来十分潇洒飘逸，正适合魏晋风度。北朝民族融合更彻底，多流行上衣下裤，这充满胡风的设计后来被延续下来。

隋唐时期，服饰有胡服元素，充分彰显了民族融合、开放包容的时代精神，唐装的特色至今仍可以在契丹墓葬中得见，也得以说明其影响力。

唐时男子日常多穿袍、衫，外衫内袄，下穿裤子、靴子，头戴幞头。此时已经有圆领袍，不局限于交领，为便于遮雨，隋唐时还出现了“苏幕遮”，是一种遮雨帽。朝臣自有诸多礼服，而士庶着白衫，这就是“白衣傲王侯”的由来。

隋唐女子多穿短襦、衫子、半臂、帔子等形制的上衣，下着长裙，初尚俭朴而有胡风，因此服饰紧小，多穿小袖高腰长裙，又有襦，盛唐后，渐渐宽博，奢靡成风。此时女子服饰出现“坦领衣”，即现在影视剧中常见的坦露上胸，外穿的服装，多配合半臂，即一种短袖的上衣。这当然是此时民风开放的明证。

宋代服饰形制承袭唐代而十分低调俭朴，呈现出另一种优雅隽永。

在创新方面，宋代出现直缀，是宋代士庶男子日常穿着的便服，以素布制成，也可以用绫罗制成；大襟交领，衣长过膝。以其通体直下，不加横襕与褶裥，故名“直缀”。另外有一种道服，顾名思义，与道士有关，但并非道士专属，而渐渐成为朝臣以至百姓的居家常服，直到明代还有穿着。宋代襦裙承袭前代，但不仅颜色不复鲜艳撞色，而且出现“玉环授”以禁步，保持优雅。

元代汉服自然又出现民族融合的元素。起初宫中服饰承袭宋制，后英宗参照古制创质孙服制，此衣上衣连下裳、上紧而下短，腰间加襞积，肩背挂大珠。蒙古贵族男女多穿皮衣，蒙汉服饰互参。

明朝建立后，为消除元代影响，朱元璋下令“上承周汉，下取唐宋”“悉命复衣冠如唐制”，重新制定汉族服饰制度，但前代典籍损毁严重而博学之士难得，因此自有变化。另外，由于棉花种植的推广，此时广泛出现棉质汉服。

至于汉服在明代的创新，首推纽扣的大量使用，这是前朝难以常见的，其次，除交领、圆领、方领外，受小冰河影响，出现了竖领。明代男子多穿青布直身的宽大长衣，头上戴四方平定巾。平民多穿短衣，戴小帽或裹头巾。书生多穿直裰或曳撒，戴巾。女子衣裙更加款式多样，但无大变化。

清代“男降女不降”、“留头不留发”自不需多说，而清代汉服实际也近于满装，男子所谓长袍马褂，女子所谓旗袍是也。

儒家的影响

汉服的发展，前文已经略述，关于儒家对汉服的影响，这里却要分两个方面看待，首先是儒家的理念对汉服——主要是上文简略提到的上层人士的汉服及礼服——的影响，其次是儒家因发展而对不同时代的汉服施加的不同影响。

汉服？礼服

《后汉书·舆服下》载，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；《五经正义》载，中国有礼仪之大，故称夏；有服章之美，谓之华。奴隶社会后期至于整个封建社会，是等级森严的阶级社会，儒家崇尚的“仁”与“礼”是历代汉服始终不变的最大内涵，仁者爱人然而礼有等差，因此汉服也体现出仁与礼的平衡。

《晋书》更详细，说“天子备十二章，三公诸侯用山龙九章，九卿以下用华虫七章，皆具五采。”十二章各有含义，日月星辰，“取其名也”；山，“取其人所仰”；龙，“取其能变化”；华虫，“取其文理”；宗彝，取其忠孝，虎，“取其严猛”，猿，取其“智”；藻，取其洁净；火，取其光明，粉米，取其“养人”；黼，取其“割断”（做事果断之意）；黻，取其“背恶向善”。商代，黼黻都是象征权力的武器（或礼器），至后世而入十二章，这是一脉相承的。

与章服制度相配合的是五行五色说，这一点多说国运，所谓周人尚赤，所谓炎汉等，但其实服饰中也有体现，用色不当的后果同样十分严重。到秦代，始皇帝将阴阳五行学说与服色思想结合，大面积使用黑色（秦人尚黑）。

在配饰方面，冠是身份的象征。

秦代废周六冕之制，帝王戴通天冠，百官戴高山冠、法冠和武冠，穿袍服，佩绶。汉代出现的“进贤冠”，顾名思义是文官与儒生所戴。此时公侯的冠上装三道梁；二千石至博士级别的官员，冠为两道梁；博士以下的吏员与儒生们的官，只有一道梁。

这既是等级身份的象征，又足见儒家地位的提高——博士以下吏员待遇与儒生同，儒生已然成为预备官员。

另一种可以区别身份的是玉。《礼记》说，古之君子必佩玉，右征角，左宫羽。趋以《采齐》，行以《肆夏》，周还中规，折还中矩，进则揖之，退则扬之，然后玉锵鸣也。

冠和玉与章服制度一样，是身份的象征、礼的象征，然而五胡乱华后，两汉及以前的冠服制度难以维持，也就逐渐废除。后世虽屡有复兴秦汉服制的尝试，终究时移世易，不可更改，最终只有章服制度作为礼服（而非朝服）延续下来。

当然，等级思想不变，后世也只是用新的“礼”来替换旧的“礼”。

明代，由于“恶紫之夺朱也”， “朱紫贵”的场面无缘得见了，玄、紫不可用，黄为皇家专用（有黄袍加身故事，然而开端为唐），朱成为了官服的统一颜色，想要区别身份，就依靠“补子”。

“礼”的观念已经阐述，而“仁”也尽体现于服饰中。天子教化万民，代天巡狩，臣子同样牧民，他们的礼服中包含万物，正是天子体察世间百态的象征。这一点，十二章解释得更为详细。

新儒家与汉服

儒家地位的确立，众所周知，是汉代“独尊儒术”，此前儒家虽然有传承而关系不大，此处姑且不提。

汉代儒家提倡三纲五常、天人感应，此时汉代出现进贤冠，前文已经提到，是儒生刚刚掌权的体现，上古制度如十二章纹等，也正是此时详细考证并正式确立下来。以章服制度为例，周代章服制度，《礼记》和《周礼》等记载已经相当完备，然而秦代一度废除，直到东汉才再次稽古而确认下来。

另外，汉代又出现了头上簪笔的风尚，是一种正式制度。尚书令、仆射、尚书手版头复有白笔，以紫皮裹之，名曰笏。”由此可见，簪笔那时是文官特权，武官及公卿只有“加内侍卫者”，也就是帝王身前的人才能获此殊荣。

儒家的又一次大变化是三教合流后的宋学，狭义地讲，就是程朱理学。

如果说唐代华丽明艳，那么宋代就是低调质朴。程朱理学影响下的汉服有复古之义，官府规定较严厉，女子服饰也更为保守。此时朝臣的公服为襕衫，学子也往往穿着，它是在“白衫”（唐代）的基础上，在衣领、衣袖、衣襟、衣裾上都加以缘边；在靠近膝盖部位，加一道横襕，以表示不忘前代“上衣下裳”。

冠服制度既然随着五胡的入侵而散失，那么宋代，曾经日常穿着的幞头因而成为官帽的一种，又是身份的象征。——或者说，这不失为新的“冠”。

到明代，皇帝虽然想悉命复衣冠如唐制，但终究不可得，将服色制度改为补子，更是相对前朝的一大改变。此时的儒家经过元朝的打击，已经不复曾经的生气，将要如八股一样随时间慢慢僵化了。心学的出现也是不脱窠臼，儒家无可避免地越来越僵化、保守。明代汉服号称恢复唐制，然而限制用色、限制形制，君权高度专制之下，儒家也是无能为力。

小结

从汉服的发展和儒家的影响中，可以看到，服装的差异是随时间发展而变大的。没有儒家之前，汉服的区别不大，无论贵人还是臣妾，都是窄袖，更实用。儒家出现之后，考察古籍，汉服越来越花样繁多，表示身份地位的标志也随朝代而不同，

总的来说，汉服中儒家的影响一是仁者爱人，二是克己复礼，三是厚古薄今。而汉服之所以彰显儒家理念的形式，则是冠巾、配饰、服色之不同，这是所谓礼有等差。